80多年来，不断有外国人士对长征表现出浓厚兴趣，有的赞誉和高度评价长征，有的专程来中国深入采访长征，有的写书著文研究长征，还有的专程来中国重走长征路体验长征精神。

作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以其特有的精神魅力，不仅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而且成为突破国界和时代的伟大事件，在世界上广为传扬，产生了久远而巨大的国际影响。80多年来，不断有外国人士对长征表现出浓厚兴趣，有的赞誉和高度评价长征，有的专程来中国深入采访长征，有的写书著文研究长征，还有的专程来中国重走长征路体验长征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长征的解读和研究，超越了民族、文化、政治信仰、意识形态的界限，丰富了人们对长征价值与意义的认知。

“长征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

红军在长征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令很多外国人士叹为观止。他们不吝赞美之词，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史诗”。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是唯一亲历长征全程的外国人。虽然在历时一年的长征途中，他逐步从红军指挥部的舞台中退出成为一个“旁观者”，但是在其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对长征仍给予了充分肯定。李德认为，尽管“长征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政治上来看，长征仍然是中国红军的一次胜利……这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功绩”。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国外媒体最早关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是苏联。1935年5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刊登了《在中国红军的前线》一文，首次报道了红军自苏区出征至1935年3月的情形。7月，苏联《真理报》先后发表了《中国红军的英勇进军》《中国红军的作战活动》《中国红军的顺利推进》等文章，报道红军突破敌军围追堵截、胜利进军的消息，并指出长征是“真正革命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大无畏气概的卓越范例”。这些报道开始引起西方世界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关注。

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个到陕北采访红军的外国记者。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首次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经过。书中，斯诺把长征誉为“当今时代无与伦比的一次史诗般的远征”，“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是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

1964年，中国共产党人王炳南的夫人、德国人王安娜（原名安娜·利泽）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在书中，她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国工农红军进行的长征，表达了对这一壮举的由衷赞叹之情：“长征是艰苦的冒险，长征是人类的勇气与怯懦、胜利与失败的搏斗。”

被“红军以不可思议的英勇精神”感动的，还有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在花费10年时间积累大量的资料后，她于1972年出版了《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在书中，韩素音以崇敬的笔调赞扬道，由于中国红军及工农大众的“坚忍不拔、英勇和不屈不挠的信心，长征成了一首英雄诗，成了惊天动地的功勋”。

1985年，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出版了长达30万字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全景式地再现了史诗般的长征历程。在书中，索尔兹伯里称长征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令人振奋的大无畏事迹”，“是考验中国红军男女战士的意志、勇敢和力量的伟大史诗”，“是一曲人类求生存的凯歌”。

著名国际战略学家、曾担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则进一步认为长征的意义绝非“史诗”一词所能限定：“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而言，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1981年7月，布热津斯基曾携全家来到四川雅安安顺场旅游，参观了在红军长征途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大渡河。回到美国后，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题为“沿着红军长征路朝圣记”的文章，对长征的辉煌胜利表达了由衷的钦佩。

“长征是中共走向胜利的序幕”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长征的胜利，完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上的战略转移和政治上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一些外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和积极评价，普遍认为长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充分肯定了长征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

法国学者吉耶马在《中共党史（1921-1949年）》一书中认为，长征不仅仅是一次杰出的军事成就，而且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随着长征由南到北跨越中国大陆，内战也就由局部扩展到全国。这就更加有力地证明，在日本侵略日益加剧之时打内战，显然是不得人心的。西北军将领认识到这一点，越来越不愿意继续反共，终于在1936年12月发动西安事变。”

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迪克·威尔逊于1971年出版的《1935年长征：中国共产主义生存斗争的史诗》，不同于以往新闻记者对长征的描述和反映，此书对长征进行了学术性的解读和介绍。在书中，威尔逊用“胜利的序幕”来评价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当毛泽东的队伍消失在中国毗连西藏人迹罕至的内地时，许多观察家认为，蒋介石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共产主义在中国，也可能在整个亚洲，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但是，1935年10月底，毛泽东率领衣衫褴褛的残部抵达延安时，形势出乎意料地好转……14年以后就取得了全国胜利，把国民党赶下大海。这样，长征在性质上就由走投无路的撤退，变成走向胜利的序幕。长征是中共党史上最壮丽的一页。”

美国学者I·G·埃德蒙兹在197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长征：人类大无畏精神的史诗》一书中，对长征在中共党史中的价值给予了更高的评价：“如果没有长征，中国今天就不是共产党的天下。英明的运筹同惊险的英雄行为交织在一起的长征史实，足以证明此言之不谬。”

1990年，美国学者本杰明·杨出版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集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期间领导层的变化和策略方针的“关键性转变”，认为“从中共领导层总的发展方向来看，30年代中期是从革命理想主义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的时期”，或者说是“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化的时期”，更进一步指出了长征作为中国革命转折点的具体内涵。

此外，不少外国学者把长征同毛泽东等领袖人物的崛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认为长征不仅锻炼了红军，还塑造了一代新人，保证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存发展，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前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著的《毛泽东传》评价说：“长征使毛成为一个把理想和行动结合在一起的人，把他置于中国最有希望的政治领袖的边缘，而且给他提供了一个钢铁般的队伍，他们一直和他站在一起，直到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它锻炼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坚信不疑。”法国人乔治·瓦尔特的《中国革命奇异诗篇》认为，长征“是中国革命的纯洁之源”，“是新的集和平与革命战争各门学科的学校，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仍在长征老战士的统治之下，其中首位领导人如今是邓小平”。美国人威廉·莫尔伍德在《中原逐鹿：蒋介石和毛泽东为控制中国而进行的斗争》一书中说：“长征塑造了一代新人，这代新人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就推翻了2000年来停滞不前的伦理体系和政治制度，长征简直是将革命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的一条分界线。其后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要从这个举世无双的奇迹说起。”

“长征改变了中国的意识”

一些外国人士在观察与了解长征的历程和真实情况后，注意到了长征的胜利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特殊心理影响，以及它所蕴含着的巨大精神力量。他们认为，长征精神不仅直至现在仍然鼓舞着中国人民奋勇前进，而且是全世界共享的精神财富。迪克·威尔逊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长征是中国人民重要的精神财富，人们对长征满怀民族自豪感，并用以提高千百万青年人的觉悟”；同时，“长征已经在各大洲成为一种象征，人类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索尔兹伯里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长征“将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永远流传于世。阅读长征上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被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他还就长征对于中国人民在精神方面的巨大影响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它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意识，使这个国家出现了许多世纪来所缺乏的精神与团结。”威廉·莫尔伍德则着重从长征对中国人在思想解放的意义方面评价说：“长征是一次解放。长征既打破了地域上的隔绝状态，又解除了人们心理上的桎梏，使人们的思想从古老的狭隘的乡土观念中解放出来，在人们面前表现出国土之辽阔，揭示出民族精神遗产之博大。”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教授莫里斯·梅斯纳在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更对长征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意义作了深入分析：“对于那些通过那次严峻考验而活下来的人们（而且对于那些受他们幸存故事鼓舞的人们）来说，不管长征时人们多么艰苦，长征经验产生了新的希望和更大的使命感。……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上，给人们提供这种希望和信心，使人们确信下定决心的人们甚至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获得胜利的，正是长征，以及长征产生的许多民间传说，而不是其他任何事件。同时，使许多人对未来具有信心的是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任何个人。……人们现在所熟悉的毛泽东主义的下述美德：奋斗不息、英勇牺牲、自我克制、勤奋、勇敢和无私，不仅为毛泽东个人身体力行，而且为一切长征老战士所具有，因为这些都是他们规范自己行动的美德，而且他们认为这些美德对于他们的幸存，对于他们所献身的革命的延续都至关重要。这种禁欲主义的价值观构成了后来被赞颂为‘延安精神’的那种精神的核心。”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受长征传奇故事的吸引，一批批外国人来到中国，重走长征路，诠释着长征精神无国界的真谛。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征所蕴藏着的人类共通且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发掘。

2002年10月至2003年11月，来自英国的青年历史学家李爱德、新闻工作者马普安怀着寻找真实历史的意图，沿着当年红一方面军的进军路线重走长征路。

另一位重走长征路的外国人，则以一名军人的视角感受着长征精神。以色列国防军退役军官武大卫很早就听过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和组织，红军是不可能从敌人的围剿中完成大规模战略转移的。中国工农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我从长征故事中学会了如何严格要求自己，如何坚决服从命令”。他就这样一直怀揣着“长征情结”，终于在2005年得以“圆梦”，用汽车加步行的方式，利用4个多月时间，沿着红三军团的路线重走了长征路。他说：“这次长征之行，让我知道了什么样的军人才是真正的军人，才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才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军队。”“我年轻的时候受过特种训练，身体素质很好，力量也很大，但长征路上的许多障碍我都不能逾越，真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样过去的。我想，长征路是艰辛的，但红军官兵是快乐的，因为红军心中都怀有同样的信念，都有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支撑和激励着他们。”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但它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已经超越时空而成为人类文明的永恒遗产，正如用一年多时间重走长征路的英国历史学家李爱德所言：长征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而且是全球的历史，是全世界人民的历史。